當語言被保留成形式,信仰也會跟著沉睡

【 當語言被保留成形式,信仰也會跟著沉睡 】
在台灣長老教會,台語被留下,卻沒有被用來傳承給孩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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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長老教會它曾經深度參與台灣本土文化與民主進程,也曾為此付出真實代價。
正因如此,我們對它的期待自然更高,提問也更直接,因為它看起來,始終是最可能承接希望的教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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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唱沒有響起的時刻
在聖誕清唱曲中,
唱到會眾大合唱的段落,
指揮轉身面向會眾,
那原本應該是一個集體發聲的時刻。
但現場沒有出現預期中的齊聲頌揚,
甚至有人撐不住睡著了。
這樣的畫面,不需要被解讀成對任何人的評價,
長輩撐不住,是很自然的反應;
願意來到教會,本身就已經值得尊重。
這個畫面之所以令人不安,
是因為語言仍然在場,
卻沒有帶動任何集體而有力的共鳴,
只剩下緩慢而微弱的聲音,
就好像台語的暮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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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留下來的台語
台語在台灣長老教會並沒有消失。
第一場台語禮拜仍然存在,
被視為正統、傳統、經典。
同時,它也被固定在特定時段、特定對象之中。
語言被留下來,使用範圍卻越來越窄。
我們仍然聽得到台語的聲音,
卻越來越少感覺到它在信仰中承載思考、
情感與行動的力量。
語言沒有消失,卻逐漸沉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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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言何時開始被分類
一開始並沒有人用語言來做分類,
原本就只是「做禮拜 tsò-lé-pài 」。
人們用自己習慣的語言
敬拜、祈禱、唱詩、讀經。
語言不是被拿來區分立場的工具,
它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。
信仰在那個時候,
並不需要先回答「用什麼語言」,
因為語言本來就在那裡。
為了讓會眾增加、場次需要分流,
語言成了最方便、
也最不需要再討論的分類方式。
於是,
台語被放進「第一場」、「傳統」,
中語被放進「新」、「年輕」、「成長」。
這樣的分配,看起來只是行政安排,
卻在實際運作中,重新定義了語言的位置。
從那一刻開始,
台語不再只是正在發生的信仰語言,
它變成被固定成
一種類型、一個時段、一群特定對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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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言被降格之後
這樣的安排,看似務實,
卻沒有真正回應核心問題。
年輕人是否因此留下來?
信仰是否因此更扎根?
當語言被犧牲之後,
究竟換來了什麼?
當這些疑問被提出時,
最常出現的回應是:
「語言只是溝通的工具,
信仰才是最重要的。」
這句話表面上中立,
實際上卻把語言從信仰的核心位置抽離。
當語言只剩下工具的角色,
它就不需要被設計、
不需要被投資、不需要被傳承,
更不需要被認真思考
如何進入孩子的生命。
於是台語被允許存在,
卻沒有被期待有未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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孩子的位置
這個結構性的後果,
在孩子身上顯得格外清楚。
大人仍然可以去第一場台語禮拜,
也可以帶孩子去看明華園總團。
但這些場域,
從一開始就不是為孩子所準備的。
孩子被帶進去,
卻沒有被真正承接進去。
他們被允許旁聽、陪同、觀看,
卻沒有被視為需要為之設計語言、
教材與路徑的主體。
在教會的教育系統裡,
中語是預設語言。
台語沒有教材、沒有教學結構、
沒有被視為可以成為孩子信仰主體的語言。
這樣的缺席,不是偶然,
而是整個系統早已假設:
孩子的信仰語言不會是台語。
結果講台語、重視文化傳承的孩子,
只能不斷適應、不斷讓位、不斷犧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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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推回家庭的責任
當這個狀況被指出時,
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:
「你要講台語,家裡自己教就好了。」
這句話的意思其實非常清楚。
台語被視為私人選擇,
不是公共責任。
只要還有人願意自己撐,
制度就不需要調整,
資源就不需要投入,
結構就可以維持原狀。
這正是問題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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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是長老教會
這樣的狀況之所以特別指向長老教會,
並非因為其他教派做得比較好,
是因長老教會曾經把語言、
信仰與土地放在同一個脈絡中思考,
也曾在台灣社會中
承擔過清楚而具體的公共角色。
正因如此,今天語言在信仰結構中的退卻,
才會顯得如此明確,也如此沉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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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一次次做出的選擇
問題從來不只是
「可不可以用什麼語言敬拜」。
真正的問題是:
誰被設計在未來裡?
誰被默默排除?
誰被要求犧牲?
把台語留在第一場,
沒有為孩子預備台語信仰語言,
用「語言只是工具」終止討論。
這些選擇一次次累積,
讓台語無法成為下一代的信仰語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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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這樣的狀態持續下去,
台語只能在信仰生活中逐漸消失。
那麼我想問:
我們為什麼能接受,
上帝創造的語言,
就這樣在信仰中沉睡,
最終消失無蹤?
我們的漠視與不作為,
從來不是中立,它本質上就是加害。
即使你覺得自己沒有這個意思,
即使你說信仰才是最重要的,
那麼,信仰究竟是什麼?
信仰是滋潤這片土地,與人民站在一起,
是眾人共同承擔、共同發聲的力量。
若信仰不能滋潤這片土地,
不能與人民站在一起,
那它就失去了成為共同力量的意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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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你的不作為就是加害
